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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争鸣】儒家思想对现代社会有何功用?

2015-07-16来源:中国社会科学报;南方人物周刊 作者: 龚鹏程;刘泽华收藏

编者按:儒学在中国已有数千年的文化存在,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。但儒学的现代价值究竟在哪里?却是一个因时而异、常讲常新、纷无定论的活话题。那么,在“大国崛起”的背景语境下,特别是在复兴中华文化的今天,儒家思想究竟能对中国现代社会发挥何等功用?对此,龚鹏程、刘泽华两位教授观点迥异。

观点对对碰>>

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龚鹏程:今日儒家最大的价值是重新改造现代社会

历代皇帝之所以尊儒,是因为儒家“道尊于势”

记者:今人对于儒学,有哪些比较大的误解?

龚鹏程:一是把儒家和封建专制政治挂钩,二是说旧思想不适用于新时代。其他的也骂不出什么来了,因为根本不懂。

记者:对于这两点,你是如何回应的?

龚鹏程:说儒家跟封建专制挂钩,这是延续18世纪以来西方人对中国的批评嘛!因为这所谓“封建专制”的概念就不是中国的,是西方中世纪时的封建。专制呢,是相对于西方人自认为是“自由的欧洲”而说有一个“专制的东方”。西方在殖民东方、侵略中国的过程中形成了这么一种论述。现代中国人却把这套西方对中国的鄙视,拿过来做自己的观点,真有点像北齐时“汉人学得胡儿语,却立城头骂汉人”呀!对于儒家到底是什么,可以说完全无知,这是第一。

第二,这一套西方论述为什么很多中国人接受呢?那是因为反清、反帝制,要发展成为一个现代的中国,从这个角度去设想,所以乐于大骂中国自古以来是帝制、是专制。而中国长期是儒家思想主导,所以又连带骂儒家是帝制的帮凶。因为历代帝王都尊儒嘛,所以认为儒家是帮凶。他们根本就不了解,历代皇帝之所以尊儒,是因为“道尊于势”。即使你是帝王,也要承认有一种文化力量是高于你的,皇帝都得要到孔庙去拜。

近人不了解中国历史,受压迫以后有一种屈辱感,产生的恶气全部发泄在祖先头上,对很多历史的解释也完全颠倒了。

记者:第二点“旧思想不适用于新时代”就很常见了。

龚鹏程:受现代化思想的影响,常认为古代是传统社会,现在是一个新的时代,所以从两方面来批评我们不需要儒家了。一是说儒家是出现在古代农业时代的一种思想,现代社会早已脱离了农业社会,拿一套旧思想怎么应付新时代呢?第二是说社会之所以要现代化,正是因为传统社会里有种种问题。所以传统思想不但不适用,而且是需要打倒的,若还被传统思想笼罩了,就根本不能进入现代社会。

以上这些都是现代比较普遍的心理态度。这类想法当然是可笑的。为什么呢,因为思想跟它所发生的那个时代社会本来就没有限制性关系,如果有,那请问思想怎么传播呢?发生在希伯来地区的基督教思想,为什么整个欧洲、美洲等等都可以接受呢?因此,如果某种生产关系才能出现某种思想、某种思想创生于某个时代就不可能被另一个时代所用,这些想法都是违反常识的,不幸却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人基本的文化想象,实在不可理喻。

儒家主导,一治一乱?

记者:还有一种声音,大意是说儒家主导的古代中国,总是陷入一治一乱的怪圈当中,虽然文明发达,但总不能抵御外族的入侵。

龚鹏程:社会一治一乱,本来就是常态。人有生老病死,物有盛衰老壮,当然也没有长治久安的国家。哪个国家哪个民族,你能举出任何一个不是一治一乱的吗?

第二,中国相对于西方,纵使历史上有治有乱,但埃及文明消失了,巴比伦文明消失了,古希腊文明也消失了。现在的希腊人难道还是古代的希腊人吗?中国相对于其他古文明来说,是惟一能够延续的,也是最稳定的,强盛的时期也最长。就是衰乱了,文化的再生能力显然比较强。

再者,所谓外族入侵,其实是世界各民族在互相竞争。我们看历史就会发现,从来没有一个霸主永远是老大。比如匈奴也强大过,可是它被汉朝打败了。当北匈奴向欧洲方向迁徙时,当时欧洲人都挡不住它,可是匈奴人是中国赶过去的啊。又如南宋是被元朝灭了,可是元朝那时候多强啊,整个西方都挡不住,抵抗几乎没有超过一年的。可是南宋独立对抗蒙古多少年呢?我们不强调我们的德行与文化、不强调守御的力量,而去强调中国打败了,那哪个民族没败过呢?从前古波斯多强啊,也被灭了;希腊盛极一时,也灭了;埃及一样灭了。现代人由民族屈辱感所形成的历史观、文化观都是歪七扭八的,以此来诟病中国、诟病古代,细看都很荒谬,因为带有高度的情绪性。

记者:这让我想起钱穆先生的一句话,他说,天下没有数百年不败的政治,也没有数百年不坏的制度。

龚鹏程:这讲法也不是钱先生自己的,因为中国史家本来就这么说,一治一乱是事物本身变化的一个规律。因为承平日久,人会懈怠,文明缺乏了新的东西,当然也就会迟缓下来。还有,有时候我们集中心力防范某种病出现,但没想到还有病在其他地方发作。明朝方孝孺不是写过《深虑论》吗?每个国家在立国时,都深思熟虑,想前朝为什么会衰,我该如何防备。

例如宋朝就看到唐朝的乱,所以它要控制兵权,要弘扬文教,整个政策是要解决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,但他们没想到出现了新的局面,故无法应付北方民族的崛起。这使它很长时间没法应对,整个北宋基本处于挨打状态。但南宋就开始有反击、有进攻,长期处于对抗形态,相持时间比较长。因此每个朝代都会有这样的情况。看历史,历史会给我们带来很多启发,也带来很多感叹。

儒者要令人产生向往

记者:现在很多人自称为儒者。在你的评价体系里,一个人是不是儒者,您是怎么看的?什么样的人在你这里可以称为儒者?

龚鹏程:人能不能称为儒者,不是看他的旗号,也不是看他的声称,要看他做了什么。第一,他必须是有点学问的人。如果一个人什么都不懂,光说我修身,这可以成为一个乡下的好人,但能自称是儒者吗?现在很多人在这一点没有搞清楚,强调修身,而在知识学问上不讲究,我觉得这是完全错误了。《论语》第一句就是“学而时习之”。“学”当然包括了实践,但文献知识也是必要的,所以荀子劝学就说始于读经嘛!所以这是第一个基本条件,就是学问,没有学问谈什么儒者呢?

第二是这学问还不是泛泛说的一般学问,是从经典上来的。一个学者可能知道得很多,但如果他在经典上没有功夫,也就是说在传统文化上没有继承,则他可以成为学者,但不能号称是儒者。

第一要有学问,然后这个学问还要有传承,跟经典是相通贯的。第三是实践,它是以讲学实践呢,还是以社会实践,还是政治上,还是家庭社会上?总之他要确实体现了他的学问,能在为人处事上体现出来。

记者:就是说能够“变化气质”。

龚鹏程:对,第一要能够变化自己的气质,是个君子而不是禽兽。第二,儒者出于司徒之官,故他还必须能够教化别人、感染别人,而且兴起风俗,在朝在野都成为一个典范,引发别人对这样一种风格的向往,才能够成为儒者啊!

重新改造现代社会

记者:儒家在今天可能会经常面临一个问题,那就是儒家有什么用?或者说儒家在今天最大的价值是什么?

龚鹏程:儒家在今天最大的价值,就是重新改造现代社会。现代社会的发展就是因为背离了儒家整体的思路,所以造成了种种的问题。

我们现在这个社会,还有些人在骂儒家或说古人怎么不好。可是不管儒家或古代好不好,我们有没有先想想自己?儒家的思路正好是倒过来的,现在都是骂别人,要不骂祖宗,要不骂西方侵略我们,总之是怪别人。那我们有没有想想自己呢?有没有反求诸己?我们这个时代,打倒这个打倒那个,打了半天,最后追求来的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呢?一,这是个生态完全破坏了的社会;二,现在获得的这个社会体制你喜欢吗?三,我们所得到的教育机制你认可吗?……这种名单可以无限开列下去。

只要平下心来看,大家都会承认这个社会我们是不满意的。但对于如何继续走下去,许多人仍是迷信,是执迷不悟,说现在只是还没完全达到我们的理想,所以还得继续追求下去,一切问题都是因没有完全实现现代化的结果。好,那我们就来看看你认为哪个国家实现了呢?实现现代化的结果又是什么?那当然就是工具理性,有头没心、有脑没心嘛!而生态之恶化更是不用说的。还有,机械文明、科技发展到底又把人带到什么地方去呢?我们这个时代还是一个人文的社会吗?你就算去国外生活,外国思想家不也在批判这些时代病吗?不是在讨论现代社会到底该怎么办吗?高喊现代化一百多年了,如今我们是不是该回过头来仔细想想,这个路子到底对不对呢?

儒家的用途,就在于帮助我们反省现代社会中的种种问题。在人天破裂以后、人企图征服世界而失败了以后,我们才发现天人合一是有道理的。两次世界大战打死那么多人,这个世界充满了仇恨、战争、竞争、掠夺之后,我们才会想:人跟人之间要仁爱、发展人跟人之间的关怀、这是不是对的,等等。很多儒家的想法,我们今天才体会到它的价值。可能一百多年来我们否定了的这个方案,才是我们现在最需要的。

当然它不一定就是惟一的方案,因为西方也在找。可是怎样利用文化资源来解决今天的社会问题,正是大智慧,也是儒家今天对我们来说最有用的地方。因为我们对西方的传统更不熟悉,现在说西方,多是鬼扯,多是想象中的西方。中国几千年的传统都不懂,西方的传统你更不可能懂啦,人家的东西,给你用你还不会用呢。你想我们中国人学莎士比亚,有世界第一流的莎士比亚学者吗?有世界第一流的美国史专家,在美国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吗?我们举全国之力,那么大规模地研究马克思,今天我们中国有哪一个马克思学派?有哪个重要的马克思学者在国际上是举足轻重的?虽然马克思在西方带动的社会运动路线基本失败了,但马克思的思想在西方还是鲜活有活力的啊,还是很重要的思想资源,中国能做得到吗?所以我们最方便的或最直接的,仍然是回到传统,重新开发儒家的传统资源。我们越了解儒家,就越能够帮助我们思考现代社会的弊端以及未来的解决之道。

记者:在断层了这么多年以后,现在从上到下都有一种热谈儒学的倾向。你曾说过,你是为传统文化打工、为孔子打工。面对孔子、儒学被批评甚至是被污名化多年的现实,你的“打工”的重心,会落在哪些地方?

龚鹏程:文化衰乱至此,理当全面拯救,但我个人心力有限,只能做几点。一是阐释,对传统文脉,如儒、道、佛、文、侠等等的重新疏理,以扭转近世之误解、错解、乱解。这就很费劲啦,须有扎实的研究及入乎其内的体察,我为此已写了几千万字。二是传播,向社会讲明正学。这就需改革教育体制、恢复民间讲学、结合现代媒体。这方面,我也做了些,大学就办了好几所,书院也有好几家。三是再生,让传统焕发新活力,重新生长起来。

再生分两部分,一是物质性遗存(如古迹与历史建筑等)的复建和活化,例如台北林语堂故居、都江堰文庙、山东邹城孟庙、杭州马一浮纪念馆等等,恢复其教育、文化、祭祀功能,不再只是古董或废墟。二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推广。这还涉及一般所谓的“小传统”,须使之与传统的主脉连结起来,不只是民俗技艺而已。同时亦须与现代生活连结起来,不仅是保存而已。例如传统的礼乐、祭祀、诗文,便应复兴且介入现代生活。

记者:如何看待儒释道三教会通的观点?

龚鹏程:会通,谁不想?但做得到吗?且不说三教,儒家里的孟荀、汉宋、朱陆或朱王异同,多少人折中调停、试图会通过?结果通了没?佛教里的小乘大乘、空宗有宗、宗门教下、禅的南宗北宗,会通了没?为什么难以会通?因为各家之所以分,确有分的道理。宗旨攸关,不能苟同。故不分即不能成家数、不能显其独到之处。不懂学问的人,说轻巧话、做囫囵事,动辄高谈三教会通、五教融合、万教归一。其实连儒是什么、佛是什么也不知道,只能去当教主,骗骗更不懂的人。我办过中华道教学院,主持过佛光大学,编过《中华续道藏》《国际佛学译丛》等,深知三教,故不敢这样说。

记者:钱穆先生在《宋代理学三书随札》里提到,“‘改过’为儒学极重大一要目”。儒学的“改过”之说有什么独特之处?

龚鹏程:钱先生说得对,这就是儒家独到之处。特点有二,一是人都可能犯错,圣人如大禹、孔子也一样,所以人人都应改过迁善。上帝和佛陀却都是不会错的,故这是儒学与佛教基督教不同的所在。二是道德自律,靠自我省察,也不靠神佛济渡或上帝赦罪。

林毓生先生最近在北大有个演讲说:“积极自由就是自己管自己,自己做自己的主人。根据什么自己做自己的主人?在西方,是宗教传统。现在宗教解体严重,出了很大问题。东方没有这个传统,问题更大。”林先生以此批判现代社会,当然讲得很好。可是他不懂中国学问,所以他不知道儒家强调“改过”的这个传统及其在当代的价值。

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刘泽华:儒家思想无法适应现代社会

近年来,“儒学热”持续升温,尊孔读经一浪胜过一浪,与之相随的是曲下双膝、顶礼跪拜的现象。这是文明的提升,还是倒退、扭曲?值得再思考。

谈国学、讲儒学的有如彩云遮日之势(因说的天花乱坠),但国学、儒学的范围何所指,至今未见有清晰的界定。常常看到把国学、儒学与中华文明、中华文化、文化复兴、传统文化、传统优秀文化、中华复兴等概念和说法搅和在一起、互相推导、互相包含、互相置换的现象。有人又提出“新国学”,再分“大”、“中”、“小”。“大”者到“整个中华民族的共同之学,56个民族古今者之学”;“中”者“既是一门通学,也是一门专学”;“小”者“定义为‘国故’或通常理解为四书五经”,“用儒家思想表征我们的民族传统与精神应是最佳选择”,等等。

国学、儒学与中华文化、优秀文化、中华文明、文化复兴怎么就成了同义语?不讲概念的内涵,任意互换,这违反逻辑。如果把儒学与中华文化、优秀文化、中华文明、文化复兴等同起来,且不说儒家中糟粕被遮掩,现在的国人都要儒家化,这能行吗?下面只谈谈儒学。

作为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儒学

我与无边际颂扬儒学的诸多学人的分歧,最根本的一点是,社会历史进程中是否有不同阶段(或形态)?相应的,思想观念是否也有不同的形态?

对历史进程进行形态区分,中国两千多年前的哲人已有论说。儒家把三代乌托邦化也是一种区分。五种生产方式论尽可讨论,但认识的前提是历史进程有不同形态。1999年、2011年南开历史系和山东大学《文史哲》就这个问题先后两次举行过重量级学者出席的研讨会(还有其他的类似讨论会),论著也不少。尽管诸公对形态的命名、社会结构等有诸多分歧;囿于所见,我没有看到一位否定“形态”说。

我们这一代人在青壮时期,多数陷入硬邦邦的阶级分析方法之中,无论什么思想都可给它贴上阶级标签,我也是信持“阶级斗争为纲”的一分子。“文革”之后,我逐渐从这种观念中解脱出来,但至今我仍认为各种思想都有阶级性。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,我一直用力探讨王权支配社会和王权主义问题,说到社会形态,我则用“早期阶级社会”取代“奴隶社会”,其后我还是常常用“封建社会”这一概念,面对诸多新的命名,我总感到难以替代它,而原来所说的“封建社会”压根就不是“分封”问题,而是表述一种生产方式及相关的种种社会关系,即社会形态。所以今天我仍坚持阶级分析方法(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,我更关注阶层、等级、身份的划分,马克思说过古代的阶级是等级,贾谊就写过一篇《阶级》),但又有所修正,提出了“阶级—社会共同体综合分析”。

社会有形态之别,思想意识也有形态之别。思想观念与社会存在无疑有互动作用,某些思想观念对社会存在会有某种超越成分,但它的主体必然是对现实社会存在的考察和认识,它的超越也必然是以现实的社会存在为起点,无法与现实的社会利益纠葛脱钩。孔子及其后的儒学是帝王认定的意识形态,对此不应该有异议吧?由帝王选用各种手段使其社会化,对此也不应该有异议吧?儒生大量涌入仕途,依附于王权,升官发财,成为官僚地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,对此也不应有异议吧?儒学确实有关怀、同情民众的一面,但从大局说,儒家主流所论所为,对谁更有利?有些学者试图用“文明”、“文化”、“价值”把孔子、儒家与帝王制度分割开来,可能吗?“文明”、“文化”、“价值”难道没有阶级性?面对汗牛充栋的历史资料,能只顾左右而言他?作为历史研究者,不能视而不见!

儒家思想是封建帝王的工具

高调“尊儒”真是难于理解,这里只引三句:“没有孔子,就没有今天的中华民族”;“孔子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导师”;“儒家文明不是针对中国人而设计的,而是对所有称之为人的人而讲的”。

“中华民族”这个概念是梁启超提出的,1949年后才逐渐确认有56个民族,难道都是孔子哺育的?把中华民族当成挂在孔子脖子上的项链行吗?我们不必假设“没有孔子”会如何,中华民族的形成是极为复杂的历史因素和过程的综合,怎么能把历史简化到这个地步?孔子之前就没有华夏共同体?孔子之后又有多少人不信孔子之学,难道可以将他们都排除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之外?

说到“导师”也是一样,中华民族在历史上的精神是多元的,至今依然如此。说孔子是尊孔人的导师当无疑问,怎么能加在中华民族的头上?

有人说,儒家文明是为“人之为人”而设计的。那么多不认同儒家文明的人是否就应开除“人”籍?孔子的独断性是很强的。我们有些人的说法比孔子更甚,真令人惊诧!

诸如此类的说辞都意在把孔子、儒学同帝王体制拉开,表示儒家是独立体系。但作为帝王确认的意识形态怎么可能呢?我不否认儒家对帝王体制具有很大规范性和制约性,而且对在位的帝王常常有很严厉的批评,历朝历代不乏忠谏之臣。像海瑞竟然敢用“家家皆净”嘲讽嘉靖帝,可也正是他在死牢里听到嘉靖帝驾崩竟然悲痛的泣血。致君尧上与维护君主体制就是我反复论述过的一种“阴阳组合结构”,构筑了忠谏之儒主奴综合人格。在实际上儒者更多是从帝王那里求利禄,也算是一种交易吧,“学成文武艺,货与帝王家”,帝王也告白儒者:“书中自有黄金屋”;反过来,帝王能收买无用之人和反对派?离开帝王体制论儒学,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。

儒家思想无法适应现代社会

还有把儒学这种意识形态高扬为中华民族的文化之“根”、“本体”,是中国的“核心价值”等等。如果把这些限在尊奉儒学的范围内,当然合乎其逻辑,但扩大到中华民族,我期期以为不可。作为特定历史时期的官方意识形态,随着中国历史渐渐进入现代化社会,儒家作为一种体系必然要瓦解并被新的社会观念排挤到边缘,这是无法抵御的大势。试问,这能是社会主义的“根”、“本体”、“核心价值”吗?就文化保守主义来说,也不止儒家一说,儒学能是儒家之外的保守主义的“根”、“本体”、“核心价值”吗?如果局限在尊奉儒家派内当然是自己的选择,但请不要覆盖中华民族!现在提倡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本质含义,有多少是从儒学平移过来的?

儒家的道德论是它体系的组成部分,也不可能超越时代。作为具有“普遍思想形式”的概念,如礼义廉耻等等,无疑都可继续沿用,但都需进行创造性的转化,充实新的内容,即俗语说的“旧瓶装新酒”。

比如“礼”,儒学的礼主旨是讲等级贵贱秩序,有人说是礼貌——说礼貌固无不可,但礼貌主要是等级贵贱的外在形式。现在讲礼是以人格平等为内容的互相尊重方式。我们也大力提倡“孝”,孔子说“无违”是孝的最高境界,孝的规范首先是“顺”,父辞世后“三年无改于父之道”等等。现在这些还适用吗?

诸如此类,不胜枚举。鲁迅把旧道德说成“吃人”是文学的修饰,但人格不平等则是事实。对历史上的等级贵贱的评价可以多样,进行肯定亦无不可,但不能抛开事实。

现在有些舆论惊呼道德失序,道德沦丧,鼓噪往日的道德如何如何美好,儒家的道德可以救世等等。我大不以为然。进入现代化社会必然产生相应的道德转型期,转型涉及的问题多得不可胜数,起伏跌宕令人眼花缭乱,但主流是从臣民观念向公民观念的转变,由崇圣向自主意识的转变。现在尊儒者又在制造新圣人,这是他们的自由;从另一角度说也是自主意识开放的一个证明。总的形势是公民性的道德观念在成长,仅这一点就远胜于传统儒家的道德体系。

在创建新道德过程中,传统的种种只能是资源。资源是全方位的,不限于儒家。现今常说的“以人为本”,其源头无疑是多元的,但这句话恰恰是被一些人嗤之以鼻的法家提出的。对历史资源分精华和糟粕是很难的,化腐朽为神奇也是常见不鲜的。如何开发资源,另行讨论。但一定要把思想体系与引述佳句、隽语分开;也不能把当代人的诠释与古人同一化,如“天人合一”不能都约化为人与自然的和谐,古人有很多冥冥的神性。

话说回来,知识在逐渐走向市场化,眼下多种儒学、国学班都是公司办的。作为一种产品有人愿意买,也属正常。不过在我看来多为低级产品。至于严肃从事国学、儒学研究,那完全是正当的,也未尝不可市场化。由于互换概念,国学与儒学搅和在一起,于是儒学研究机构的组建也颇有汹涌之势,如果不用纳税人的钱,是民间自由组合,未尝不是好事,但用纳税人的钱,也希望有关机构能慎重思考、全面权衡一下!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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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七届世界儒学大会

 

 

 

 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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